新冠病毒,来势汹汹,谁也不敢轻举妄动。这是一场全民的抗疫战,没有局外人。
2019年12月30日,我在微博看到“武汉发现不明原因肺炎”的传闻。抱着对武汉大医院的信心,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。12月31日是元旦,二师的学生都放假了,我和朋友按照原来的计划准备出去看电影。虽然没有完全把那条新闻放在心上,向来比较谨慎的我还是决定在二师的北门买了一次性口罩。和朋友一路说笑,并自嘲这是“顶风作案”。踏进地铁,2号线还是和往常一样拥挤,这时候地铁上戴口罩的人寥寥无几。那天光谷巨幕影城的电影几乎场场爆满,晚上附近的火锅店座无虚席。晚上七点左右,还有几个年轻人踏着“鼓点”在附近的广场跳起了鬼步舞。大概晚上八点左右,在返程的地铁上我便开始询问室友是否需要在北门帮忙买口罩。室友们都表示,不管是真是假,还是小心为好。等我走进我早上进的那家店铺的时候,发现所有的口罩已被一抢而空。内心惊了一下,心想,可能问题有些大了。
后来一直到1月5日,我们一直在学校备战期末考试,对新闻的关注也相对较少。回家后继续关注新闻,心中窃喜,庆幸我们院期末考试的提前,庆幸能早点回家。毕竟从学校到火车站途中接触了不少人,家附近武汉回家的大学生也很多,看着武汉感染人数越来越多,仍然心有余悸,我便一直居家隔离,保护别人也保护自己。
原本的相对平静被突然打破,一件突发事情把我的恐惧推向了高峰。1月22日,即农历腊月二十八下午,家附近一个自家远方亲戚突然去世。年龄大概八十多岁,在去世的前几天有些感冒,出现过呼吸困难的症状。家中子女说,老人去世的当天上午还可以正常行走和交流。中午自己说有些不舒服便去睡觉,直到下午家人外出归来才发现老人已经去世。老人去世前的症状和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症状非常相似,加上新闻最初一直说老年人是易感人群,再加上老人的家人中有儿孙是从武汉返乡。种种因素加在一起,那是我觉得我和我的家人离新型冠状病毒最近的一次。
去世的老人要在第二天进行安葬,在接下来的一天,我的父母以及我父亲这边的所有亲人都要去帮忙处理丧事。我内心非常焦虑,害怕老人是因为新型冠状病毒,担心第二天去往现场的所有亲人,晚上便发了朋友圈问朋友们知不知道应该在哪里求助。深夜辗转不能入眠,一直到凌晨才鼓起勇气在微博发出了求助帖,当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,如果我再不求助等老人下葬就来不及检测了。
早上六点我就被爸爸叫醒,他让我赶紧把朋友圈发的内容删掉,还要亲眼看着我立马删掉(当时他不知道我发了微博)。他说已经是腊月二十九,最紧要的是老人的下葬。万一市疫控真的过来检测,这边应该需要等很长时间。再加上,老人是远方亲戚,主人家没有人去反映,我去反映总有些不妥。如果真的因为我的求助去耽误老人的下葬和主人家过年,别人不一定能理解得了,经过了一番争论,我放弃挣扎,删除了朋友圈里的内容。当天我和弟弟没有去现场,父母去现场之前我在他们口袋里塞了口罩。晚上回家之后,他们立马洗澡换掉了白天穿的所有衣服。但是,他们在现场并没有戴口罩。他们的意思是,其他人没有戴,他们不好意思戴。现场除了两个武汉回家的大学生之外,其他人都没有戴口罩。朋友圈的内容被“逼”删除,微博的求助帖也在老人下葬之后被我删掉,老人的去世到底是不是因为新型冠状病毒也没有结果。总之,求助失败。
老人的下葬已是腊月二十九,紧接着便是农村大年初一家家户户串门的拜年。我已搬离原来的村落,但拜年还是要回老家。再过两天就是大年初一,担心老人的去世是因为新型冠状病毒,再加上附近有很多武汉返乡的大学生以及武汉长居返乡过年的家庭。我便一直想“怂恿”附近的青年大学生鼓动自己的家长一起发出“不拜年”的倡议。大年三十早上吃完年饭之后,我就开始“怂恿”几个从穿开裆裤就认识的好朋友。她们很热情地表示很赞同这个不拜年的想法,但是她们觉得我们人太少力量太小,大人们不会听。最后她们的一致想法是,只要自己不出去拜年就行,第一波“怂恿”以失败告终。后来我在高中的班群里看到了别的镇发出的“不允许拜年”的通知,我更觉得我“怂恿”发“不拜年”的倡议是正确的做法。一直到下午三点,距离大年初一早已不足24小时。我们村的大群里仍然十分安静。内心一直在挣扎,群里有很多长辈、有医生、有很多比我学历高、比我更有话语权的人。我在想,我提“不拜年”好像总有些不够格。又挣扎了一个小时左右,最终我还是忍不住在大群里发出了第一条消息。
发完之后我一直盯着手机屏幕,怎么还没人回应,会不会没人出来赞同,我是不是不应该先提这个倡议。终于在等了足足7分钟之后,我的发小在后面做出了回应。看着出来回应的人越来越多,我内心才缓了一口气。倡议归倡议,终究没有明文通知来得彻底。要是能通过群众的倡议去引起干部的重视,然后发出“禁止拜年”的通知才是最好的。天逐渐黑了下来,家家户户已开始贴春联,就在我以为没希望的时候,终于等来了我们村的“重要通知”。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。原来村干部已经接到了上级的指示,只是没有及时发出通知。前面“白费劲的”挣扎已经不重要了。总之,结局是如我所愿的。
后来我便一直在家继续隔离,眼看着疫情范围日益扩大、患者人数急剧增加、频频听到医务人员感染的消息、又看到红十字会的负面新闻被刷上热搜。很多键盘侠迅速在微博“现身”,当时的网络环境可以说很糟糕。在非常时期,人心不齐非常不利于抗疫战的进行。我忍不住去怼那些负面评论,用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崔卫平教授说过的“你所站立的那个地方,正是你的中国。你怎么样,中国便怎么样。你是什么,中国便是什么。你有光明,中国便不再黑暗。”时常会被“喷子”反怼,时常被骂。但我并不觉得委屈。我只是觉得我又做了一件我应该做的、而且有意义的事情。
大到做社区志愿者、为医务人员子女进行线上爱心补习,小到做爷爷奶奶的“广播员”、做父母的隔离“监督员”,虽然能做的不多,但新时代的青年大学生在这次抗疫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这是一场没有局外人的全民抗疫战,从奋战在一线的医务人员到坚持居家隔离的群众都是战士。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我们的国家。我们经历过恐慌,也在恐慌之后看到了爱与希望的生生不息。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,或早或晚,我们一定会跟美好撞个满怀。(通讯员 王梦姣 )
一审编辑杨会虎